丰泽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检查高考准备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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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自古(zìgǔ)桥梁(qiáoliáng)众多，在此背景下，记述造桥、修桥历史信息的桥碑应运而生。桥碑起初只为简单记录修桥者、捐资(juānzī)者姓名以及修桥时间等，之后渐渐承载了更为(gèngwéi)厚重的信息，甚至成为在地文化的一种精神载体。每一块古桥碑，都是时光(shíguāng)长河里凝固的驿站，是人生旅途中矗立的无声丰碑。
□泉州(quánzhōu)晚报社融媒体记者 吴拏云 文/图（除署名外）
泉州(quánzhōu)府文庙广场前的(de)八封沟上有洙泗桥，桥畔立有“洙泗桥”桥碑(qiáobēi)。此碑高227厘米，宽92厘米，厚18厘米。桥碑正中央“洙泗桥”三字榜书竖排，雍容方正，尽显庙堂之气。碑的左下方小字竖书(shùshū)“嘉靖(jiājìng)乙卯冬立石”。嘉靖乙卯为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），如此一算，这块桥碑已有470年的历史。
泉州(quánzhōu)府文庙洙泗桥桥碑
“洙(zhū)(zhū)泗(sì)(sì)”二字具有深厚的(de)文化(wénhuà)渊源。孔子(kǒngzi)晚年在山东的洙河、泗河之间设立洙泗讲堂，传道授业。孔子去世后，洙泗讲堂成了纪念和祭祀孔子的重要场所。唐时(tángshí)，唐太宗李世民加封孔子为“先圣”，唐高宗又加封孔子为“文宣王”，所以洙泗讲堂又称先圣讲堂。到了宋代，孔子被(bèi)加封为“先圣文宜王”，成了“至圣”“万世师表”。元代，洙泗讲堂改称洙泗书院。明嘉靖三年（1524），山东巡按御史李献重修洙泗书院，正殿三间用以祭祀孔子及儒家“四配十二哲”，东庑、西庑用以祭祀孔子众弟子，自此奠定洙泗书院格局。因圣人圣迹，“洙泗”成儒学文脉的重要象征之一。所以，一般祭祀孔子的地方常会出现与“洙泗”有关(yǒuguān)的风物。
宋人李弥逊有诗曰：“洙泗(sì)流风远，仪型世有人。”孔子思想与(yǔ)儒家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(zhōnghuáwénhuà)的主体和(hé)根基，是人类文明宝库中东方(dōngfāng)智慧的瑰宝。纵然许多事物“逝者如斯夫”，但有的却能历久弥新，与时间同趋(tóngqū)永恒。古时，这座洙泗桥是泉州士子进入府文庙的必经之路，见证一代代鸿儒硕学的奋斗足迹。而今(érjīn)，府文庙依旧以其独特的氛围吸引着无数学子前来感受文化熏陶，洙泗桥青石板上回响的正是新时代的杏坛弦歌。
离洙泗桥不远的(de)后城街八卦沟边祖师巷内(xiàngnèi)，还站着一方清康熙(qīngkāngxī)五十二年（1713）所立的《泉州(quánzhōu)文庙洙泗桥示禁碑》。此碑原立于洙泗桥旁，后移至今处。碑文晓谕府文庙附近邑民不可侵占府文庙的桥沟等地，否则一概究治。从此一碑，亦可(yìkě)见数百年来为守护泉州文化心脉的努力。
王十朋与蔡襄“隔空对话(duìhuà)”
泉州民间有谚语：“站如东西塔，卧如洛阳桥(luòyángqiáo)。”从这句谚语亦不难看出，泉州人对于洛阳桥的喜爱。这座跨海石桥的建造始于宋皇祐(yòu)五年（1053），当时由(yóu)泉州开元寺僧人(sēngrén)宗已和郡人王实、卢锡合力筹建，但最初因资金、技术(jìshù)、人力等现实问题，造桥工程并不顺利。嘉祐三年（1058），名宦蔡襄二度出知泉州，洛阳桥的建设迎来了“历史最强援”。在(zài)蔡襄的亲自督办下，经(jīng)艰苦努力，洛阳桥终于在嘉祐四年（1059）十二月建成(jiànchéng)，历时6年8个月。落成后的洛阳桥（万安桥），成了当时泉州北上福州乃至内陆腹地的交通枢纽(jiāotōngshūniǔ)，在泉州水陆复合运输网络的发展中具有开拓性的里程碑意义。自宋而下，立于洛阳桥桥中亭及附近的石碑刻众多，它们汇聚成该桥的“碑林博物馆”，共同承载漫长岁月里的记忆，讲述着古桥(gǔqiáo)曾经的岁月，也(yě)是如今游览洛阳桥的一大(yīdà)亮点。
洛阳桥(qiáo)桥中亭碑刻不少
《万安桥(qiáo)记》碑是第一方讲述该桥(gāiqiáo)故事的桥碑，碑文由蔡襄亲书：“（万安桥）渡实支海，去舟而徒，易危而安，民莫不利。职其事者，卢锡、王实、许忠，浮图义波、宗善等，十有五人。既成，太守莆阳蔡襄为之合乐宴饮而落(érluò)之。”碑记落笔镌史，也令造桥的主事人名垂青史。《万安桥记(qiáojì)》现存碑刻分上、下二碑，上碑为北宋原(yuán)刻，原露天立于(lìyú)洛阳桥岸左，宣和间（1119—1125）由蔡襄曾孙(zēngsūn)蔡桓拓本重刻立于洛阳桥南(nán)蔡襄祠内。此碑不仅书法(shūfǎ)雄浑朴茂、端庄沉稳，而且文字精练，镌刻精致，被今人誉为文、书、镌“三绝”；下碑为1963年摹拟原作重刻。《万安桥记》碑具有极高价值(jiàzhí)，堪称“闽地桥梁第一碑”。
蔡襄的《万安桥记(qiáojì)》碑书法雄浑朴茂
南宋状元名臣(míngchén)王十朋是蔡襄的“小迷弟”。南宋乾道四年（1168），57岁的王十朋出知泉州，虽然已近耳顺之年，但王十朋对于蔡襄的炽爱未曾消减半分，一到泉州他便(biàn)四处寻访与蔡襄有关的遗迹，洛阳桥自然也是非去不可的。在(zài)参观完洛阳桥与《万安桥记》碑，并至桥南蔡襄祠内祭拜蔡襄后，王十朋感慨之余，写下《洛阳桥》诗：“北望中原万里遥，南来喜见洛阳桥。人行跨海金鳌背(bèi)，亭压横空玉虹腰。功不自成(zìchéng)因砥柱，患宜预备(yùbèi)有风潮(fēngcháo)。蔡公力量真刚者，遗爱胜于郑国侨。”之后，又赋(fù)《蔡端明祠堂》诗曰：“公昔自禁从，再来临此邦。河梁一何壮，笔力独能扛。政绩留南纪，祠堂枕(zhěn)大江。山川与人物，今古两无双。”这无疑是他与蔡襄的“隔空对话”。后来，王十朋也向蔡襄学习，在泉州履职期间，关心民(mín)瘼，清节(qīngjié)似水，播德(bōdé)宣猷，深受泉州吏民爱戴。蔡襄、王十朋，两代名宦(mínghuàn)的故事，成为洛阳桥挥之不去的记忆。
纵览历史(lìshǐ)，自洛阳桥建成的(de)900多年来，历朝历代组织(zǔzhī)过17次修复工程。与洛阳桥重修相关的桥碑，如《泉州府修万安桥记(qiáojì)》《重修洛阳桥碑记》《重修万安桥记》《重修万安桥北记》《清嘉谟重修万安桥碑记》《清沈汝瀚重修万安桥记》等(děng)，也为后世记录了洛阳桥的“独特履历”。
独特的《剔奸保民》碑(bēi)
安平桥，俗称“五里桥”，又名(yòumíng)“西桥”“安海(ānhǎi)西桥”，横贯于闽南沿海的(de)晋江安海和南安水头，是中世纪世界最长的跨海梁式石桥。该桥始建于南宋绍兴八年（1138），绍兴二十二年（1152）全线贯通，投入使用。长久以来，安平桥这一伟大(wěidà)的桥梁工程为民众所称赞，以“卧龙”“巨虹(jùhóng)”等壮丽称号闪耀于碑刻、志书、文献、诗赋之中(zhīzhōng)。
安平桥公园风景如画（陈起拓(chénqǐtuò) 摄）
《重修安平桥记》碑(bēi)是安平桥留存下的(de)(de)最早的桥碑，勒于明天(míngtiān)顺三年（1459）。现碑嵌于桥的中亭东侧墙体(qiángtǐ)，碑额篆书横排，碑文则(zé)为楷书竖排。碑文启首一句便(biàn)写道：“安平桥者(zhě)，乃宋绍兴间有室赵令(zhàolìng)衿摄郡作成之……”赵令衿系(xì)宋朝宗室，宋太祖赵匡胤次子燕王赵德昭的玄孙，绍兴二十一年（1151）出任泉州太守。《泉州府志·名宦》记载他(tā)“博学能文，在郡留意教养，在任十几年，大有政绩”。赵令衿在泉时最大功绩就是促成安平桥的建成(jiànchéng)。宋绍兴八年（1138），僧祖派始建安平桥，安海海商黄护、僧智渊(sēngzhìyuān)带头捐钱(juānqián)倡建。由于工程浩大，造桥(zàoqiáo)进展缓慢。绍兴二十一年赵令衿出守泉州后，续建安平桥，越年建成。因桥全长约五华里，故别名“五里桥(wǔlǐqiáo)”。安平桥不仅(bùjǐn)长，形式也不单调。它的桥墩采用花岗岩条石横直交错叠砌而成，有长方形、单边船形和双边船形三种形式。安平桥的建成，不但便利民间往来，对于繁荣当时的泉州社会经济，发展海外(hǎiwài)贸易，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《南安县志》载有赵令衿撰写的咏安平桥诗：“为问平安道，驱车夜已分。人家无犬吠，门巷有炉熏。月照新耕地，山收不断云。梅花迎我笑，为报小东君。”赋诗之余(yú)，赵令衿还亲撰《石井镇安平桥记》碑文，记述建桥经过并描绘桥梁之雄伟外观，同时表明他对建桥事业的重视。惜原碑早废，碑文尚见载于《安海志》中。
安平桥(ānpíngqiáo)上迄今保存着众多的(de)碑记、石刻，详细记载着建桥历史和历代修葺等方面的史实。根据碑记石刻载述(zàishù)，由明至清，安平桥共有15次重修，其中比较重要的修缮有7次。在安平桥中亭周围的十几方古代(gǔdài)重修碑记中，最早的是(shì)明天顺三年，最晚的是清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。其中一方《剔奸保民》碑是古代廉政文化的重要记录。清乾隆二十七年(èrshíqīnián)（1762），盐馆干办洪达(hóngdá)借派销食盐之机，向安海民众额外(éwài)勒索盐税，导致民怨沸腾。当地百姓柯思淑等人联合向官府申诉，最终由道台谭尚忠受理(shòulǐ)此案，查实洪达的违法行为后(hòu)予以严惩，并免除冗税。案件审结后，于乾隆二十八年立《剔奸保民》碑于中亭，以警示官吏、守护民生。
清代官员徐汝澜(xúrǔlán)在出知晋江时，曾修缮晋江旧(jiù)铺桥(qiáo)、惠济桥两座古桥(gǔqiáo)，后来他又两度参与重修安平桥(ānpíngqiáo)。在这(zhè)期间，他也(yě)由晋江知县一职，擢升为台湾知府(zhīfǔ)，再迁任泉州(quánzhōu)知府。安平桥上有三方碑刻与徐汝澜有关：一方《重修安平桥记(jì)》碑今在安平桥中亭，碑文(bēiwén)由时任台湾知府的徐汝澜亲撰。碑文细述了徐汝澜捐俸议修安平桥，绅士(shēnshì)耆老踊跃参与，于清嘉庆十二年(shíèrnián)六月至隔年九月修缮了安平桥的过程。与该碑并立的还有一块《万古流芳(wàngǔliúfāng)》碑，记载此次重修安平桥士民捐资之芳名录。这两方碑刻均立于清嘉庆十三年（1808）。在中亭另有一方《重修安平桥记》碑，是清嘉庆二十一年（1816）立，同样是徐汝澜撰文，此时的他已出任泉州知府。碑额浮雕双龙护牌，牌中竖刻篆书“皇清”二字。碑文记述清嘉庆二十年徐汝澜知郡事再至泉州，得知安平桥桥圮后捐俸倡议重修。修桥工程于嘉庆二十一年夏仲告竣。徐汝澜修桥不仅为地方建设作出贡献，也为他赢得了士民的赞誉，攒下良好的官声。后来民众还为徐汝澜建长生祠于晋江龙山寺东。
1938年，弘一大师由漳州(zhāngzhōu)经同安梵天寺前往安海时，路过安平桥(ānpíngqiáo)。感怀于古桥的雄健，大师立于桥上，静听潮音低徊，心驰而(ér)神往。后来弘一大师驻锡于安平桥上的水心亭澄渟院，达一个月之(zhī)久。在此期间，弘一大师书写条幅数百广结善缘，并撰下“如来(rúlái)境界无有边际，普贤身相犹如虚空(xūkōng)”“戒是无上菩提本，佛为一切智慧灯”等楹联，传为佳话。
石笋桥，今称(jīnchēng)笋江桥，位于鲤城区新门外“石笋”古迹(gǔjì)附近的笋江上，曾名履坦桥、济民桥、通济桥、浮桥等，始建于宋。旧时其南岸有妈祖宫、观音寺、浮桥古街，北端连接黄甲街、接官(jiēguān)亭、山川坛(tán)，曾是泉州古城通往西南方向的乡村和同安、厦门(xiàmén)、南安、安溪等地的交通要道。
王恕思所撰(suǒzhuàn)《重修石笋桥记》碑
笋江旧以舟(yǐzhōu)渡，北宋皇祐(yòu)元年（1049），泉州知州陆广始造舟为(wèi)梁，建“浮桥”以渡行人。嘉祐六年至八年(bānián)（1061—1063），泉州知州卢革及僧本观重修，又于两岸作亭以翼卫，改名“济民桥”。元丰七年（1084），转运通判谢仲(xièzhòng)规复修，更名“通济桥”。
南宋绍兴三十年（1160），提刑官陈革与其(yǔqí)弟陈知柔共同谋划，签书枢密院事(shì)梁克家、僧人文会从旁臂助，将浮桥改建为石桥(shíqiáo)。工程至乾道五年（1169）完工，耗时近10年。改造后，桥梁成为(chéngwéi)石质平板桥，桥面由(yóu)94块1米多厚、14米长的(de)巨大条石铺成。为解决两桥墩间的跨度过长问题，桥梁还采用“伸臂式”的砌筑方法。这种伸臂结构设计最早见于中原地区，宋时应用于泉州(quánzhōu)桥梁上，无疑体现出泉州对中原地区先进桥梁建造工艺的继承。尽管此时桥已成为石桥，但民间一直保留“浮桥”称呼至今。乾道六年（1170），泉州太守王十朋(wángshípéng)出城迎接贵宾时途经石笋桥，得以“过而观(guòérguān)之”。王十朋作诗纪曰(yuē)：“刺桐为城石为笋，万壑(wànhè)西来流不尽。黄龙窟宅(kūzhái)占江头，呼吸风涛势(fēngtāoshì)湍紧。怒潮拍岸鸣霹雳，淫潦滔天没畦(méiqí)畛。行人欲渡无翼飞，鱼腹蛟涎吁可悯……世无刚者桥岂成？名与万安同不泯。”对陈革等人的造桥功绩(gōngjì)，赞不绝口。诗文亦如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泉州人特有的精神气质。“世无刚者桥岂成”绝非浮夸之辞，而是泉州人在面对浩瀚江海时用意志熔炼出的兴桥宣言，字里行间浸透(jìntòu)的是闽南人“爱拼敢赢”的勇毅与开拓精神。
据《重修通济桥记》载，南宋庆元(qìngyuán)年间（1195—1200），僧了性(xìng)在石笋桥北复修三小石桥，于是“桥之北相贯(xiāngguàn)联络，以达于临漳之门”。这三小桥后被称为棠阴桥、甘棠桥、龟山桥。三座小石桥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仅留残迹，现已(yǐ)修复(xiūfù)。《重修通济桥记》桥碑旧已佚，碑文见《晋江县志》。
古时，“笋江夜色”为泉州八景之一(zhīyī)。相传，每逢月上中庭，由石笋桥上向下观望(guānwàng)，桥孔间即会倒映出一轮明月，其景如画，令人痴醉。
不过，石笋(shísǔn)桥(qiáo)也(yě)是命运多舛的。明嘉靖三十七年（1558）五月，倭寇袭击泉州时，曾在石笋桥上驻扎29天，后又经此攻打南安，封楼和官民廨舍化为焦土。嘉靖四十年，官兵断桥拒倭，“久之复修筑(xiūzhù)”。清康熙十六年至十七年（1677—1678），郑经部(zhèngjīngbù)队在攻击清军时，曾两次炸断石笋桥，“以(yǐ)拒追兵”。1938—1939年，日军侵华时，日机曾炸断石笋桥。兵燹不断，加上自然灾害等，使得(shǐde)桥梁多次倾(qīng)崎、塌陷(tāxiàn)甚至崩断。也正因此，明清时期石笋桥曾历多次重修。最为人所熟知的一次当是清康熙二十六年（1687）四月，施琅将军(jiāngjūn)捐俸大修石笋桥，第二年八月竣工。乡绅为此事立下《施琅主持(zhǔchí)募捐修造(xiūzào)浮桥碑》，碑文称：“康熙癸亥，少保将军靖海侯施公，平定台湾旋师，捐俸修造安平西桥、郡城南桥，以次告竣。西隅士庶复以浮桥倾圮为请(qǐng)，遂蒙将军捐俸千两(qiānliǎng)并集绅士共成盛举。工兴于丁卯年四月，成于戌辰年八月，用志功德永垂不朽……”该碑立于康熙二十七年，现存于江岸边。
清雍正四年(sìnián)（1726）、嘉庆十四年（1809）、光绪三十一年(sānshíyīnián)（1905），石笋桥又历重修(chóngxiū)。现笋江桥南岸还保存着清嘉庆十四年的《重修石笋桥记》桥碑。
1956年，泉州(quánzhōu)遭遇大水灾，为改建石(shí)笋桥(qiáo)桥梁，桥上石刻、石建筑、塔幢等被拆除。1998年，在古(gǔ)石笋桥上游建起了笋江大桥，顺利承接起石笋桥沟通南北两岸的(de)“要道”功能。时至今日，古石笋桥仅存一两截残段，立于笋江粼粼的清波之上，兀自述说着这里的辉煌往事。
泉人(quánrén)与蕃商友谊见证物
“江树离离若可齐，江门之水下浯溪(xī)。诸峰(zhūfēng)返照潮声远，万户沧洲烟火低。来听渔歌鸥泛泛，去随秋色草萋萋。道人那得伤心恨，一任西山送日西。”这首诗出自明代(míngdài)晋江诗人庄一俊之手(zhuāngyījùnzhīshǒu)。诗中描绘的景色极富画面感(huàmiàngǎn)，又带有忧思绵远的感伤，让人读来不免有些神驰天外。但可能很少人能猜到，这首诗描写的是泉州古桥顺济桥的秋景。
顺济桥遗址位于泉州古城南门(nánmén)德济(déjì)门外，横跨晋江两岸，以近顺济宫（天后宫）而得名，又称浯渡桥、新桥等。该桥于南宋嘉定四年（1211）由泰宁状元、泉州郡守邹应龙主持(zhǔchí)建造，沿用至20世纪。
顺济桥(shùnjìqiáo)曾是出入泉州古城商业区的主要通道（泉州晚报资料图）
德济门外的(de)晋江属浯江段。这浯江并不简单，它“横贯二里许……其(qí)地下通两粤，上达江浙，实海国之冲衢，江城之险要也”。这里汇聚了(le)桃源、武荣诸山流，一到下雨天(xiàyǔtiān)，江水便会暴涨，“巨浪拍天”。古时(gǔshí)要在这样的江面上建一座(yīzuò)石桥，谈何容易！但邹应龙及时汲取了宋代洛阳桥建造的成功经验，在“维桥之前，累石为堡，以临重渊”，于河床内抛填块石和条石固定基础。造桥(zàoqiáo)需要大量资金，邹应龙在建造顺济桥(shùnjìqiáo)时，向蕃商(shāng)发出号召，希望能得到(dédào)他们的帮助。而蕃商也没有让邹知州失望，慷慨解囊，踊跃捐资，解决了顺济桥资金的燃眉之急。资金一到位，邹应龙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造好了顺济桥。顺济桥是以太守邹应龙主持、驻泉蕃商集资、泉州工匠打造的方式建设而成的，其本身就是泉州人与外国商人友好往来的见证。据资料显示，古时顺济桥在桥北还特设(tèshè)段木梁吊桥，有警即吊起(diàoqǐ)，以御敌寇。并筑有桥头堡，置戟门，昼开夜闭。南端桥堡上勒有(shànglēiyǒu)“雄镇(xióngzhèn)天南”四个大字。
顺济桥(shùnjìqiáo)建成后历代多有(duōyǒu)修缮，泉州名人顾珀、何乔远、黄昌遇、怀荫布、萧汉杰等，皆曾为之作《记》。嘉靖十四年（1535），在泉州知府王士俊修缮顺济桥后，顾珀为之撰《顺济桥碑记》称(chēng)：“镇南门外有浯江(yǒuwújiāng)。江，百溪汇也。江之横二里(èrlǐ)许，亘江之横虹跨于其上而石之，是为顺济桥。宋嘉定四年（1211），实始之……”清楚记述了顺济桥的始建时间(shíjiān)。
明万历(míngwànlì)四十年（1612）夏，晋江县令陈宜苏捐俸倡修顺济桥，安溪名士詹仰宪主修，越年春竣工。何乔远作《重修浯渡桥记》记述此事。碑文称颂陈宜苏在修桥中(zhōng)“为之(zhī)详计”之功，另赞詹仰宪“居则布德惠人，动则舍力为公(gōng)”。
清乾隆(qiánlóng)十五年（1750），顺济桥因水涨(yīnshuǐzhǎng)而桥断两道，第二年由泉州知府黄昌遇主持修缮。乾隆十七年(shíqīnián)（1752），溪流(xīliú)湍激，该桥复圮，双孔通桥栅亭尽坍，黄昌遇于乾隆十八年（1753）七月复修，第二年十二月竣工。此后，黄昌遇亲撰《重修顺济桥记(jì)》并勒于碑。
清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），顺济桥复圮，泉州知府怀荫布与晋江知县干从濂，委托贡监生李保、柯廷锡大修；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）八月告竣。怀荫布自撰《记》并勒石，碑文称：“夫(fū)出险履夷，爱民之(zhī)心也；兴废举坠，长民之责也。当日邹公俶(chù)造即有望于后人之缮修。今也费以累千，迟以岁月(suìyuè)，上下(shàngxià)交励，绩用底成。继自今官斯土者先事图维(túwéi)，因时葺治。俾往来如织之赤子，永免病涉之虞焉，是尤予(yóuyǔ)所望于后人者也。”将修缮桥梁的意义，说得明明白白。
遗憾的是，以上四方重修碑(bēi)皆已佚失(yìshī)，碑文散见于清乾隆《泉州府志》、清道光《晋江县志》等志书内。而今，顺济古桥也(yě)仅剩部分桥面和桥墩，在它的身畔早已屹立起顺济新桥。或许，人生如桥，碑如人生，有得必然也会有失。只是(zhǐshì)岁月沧海横流，总能留下某些痕迹。
刺桐(cìtóng)港黄金岁月的标志
历代以来，铺路修桥被普遍视为(shìwèi)行善积德、功德无量的公益“众筹(zhòngchóu)”事业。南宋僧人道询(dàoxún)一生造桥200余座，其中数座(shùzuò)还是古之名桥。景炎元年(1276)，他还被赐号“灵应大师”，其人生履历堪称传奇。
“宝塔亭路”碑与“普济桥(pǔjìqiáo)渡”碑是道询建造普济桥渡的见证物
普济桥渡，又称浔尾桥、无尾桥，位于泉州后渚港北侧（今丰泽区城东街道(jiēdào)浔美社区一带）入海处的(de)海上。普济桥渡的建造，是道询急民众之所急、解民众之所困精神的又一次体现。南宋王象之在《舆地纪胜》称泉州“水路据七闽之会，梯航通九泽之重”。南宋绍兴(shàoxīng)年间（1131—1162），刺桐港“通互市于海外者，其国以十数”。海外贸易的激增，是泉州刺桐港迎来“黄金岁月”的标志，这也推动了与(yǔ)港口配套的设施的建设。据文献载，南宋宝(bǎo)庆元年（1225）前后(qiánhòu)，后渚港番船云集，桥渡吞吐量有限，装卸(zhuāngxiè)货码头严重不足，造成海上贸易的诸多不便。宝庆二年（1226）春，道询主持(zhǔchí)募捐建造普济桥渡，绍定(shàodìng)三年（1230）夏(xià)竣工并投入使用(tóurùshǐyòng)，缓解了后渚港码头海上贸易装卸货的紧张状态。
所谓“桥渡”，即伸入海中的(de)码头(mǎtóu)。相传普济桥渡长约七八百米，石桥东侧(dōngcè)古有一座航标塔。此桥专供海船装卸、交易货物使用。在现今浔美社区的青莲寺中，仍存两块石碑。一块正面(zhèngmiàn)碑额镌“普济桥渡”；另一块碑额镌刻“宝塔亭路”。碑刻内容记录僧人道询主持建造普济桥渡和(hé)宝塔亭路时(shí)的捐款人及捐款额。“宝塔亭路”碑的碑文(bēiwén)记载称：“宝庆丙戌（1226）季春始约，绍定庚寅（1230）孟夏圆成。主缘道询谨题。”这是道询建造普济桥渡的见证物。
在修建普济桥渡之后，道询又相继(xiāngjì)建成了弥寿桥、清风桥、登瀛桥等(děng)桥。累累功绩，言之难尽。
“开闽文宗”吟啸之地(dì)
吟啸桥，俗称“隐龟桥”，位于晋江市梅岭街道双沟社区(shèqū)内，其址在潘湖南畔。该桥始建于唐，最初为木桥，据明万历《泉州府志》载，建造者为日映禅师（清乾隆《泉州府志》记为日辉禅师）。后来刺史王延彬、余廷英相继(xiāngjì)修葺。宋咸平(sòngxiánpíng)年间（998—1003），“邑(yì)人王养(wángyǎng)及僧行珍始为石桥”。
吟啸桥保存(bǎocún)较好，仍可通行。
“吟啸”之名据说与“开闽文宗”欧阳(ōuyáng)詹有关。《福建通志·卷8》载曰：“桥以欧阳詹尝游憩啸咏于此，故(gù)名。”相传欧阳詹少时读书龙头岭（位于吟啸桥西北的紫帽(zǐmào)山侧），往来潘湖村，必经(bìjīng)此桥，常在桥上吟啸。
宋时，吟啸桥是南北陆上(lùshàng)交通要道。往北经御赐桥、新桥入泉州城，再出(zàichū)城北洛阳桥，便可通达福州；往南经古陵，过康店驿(yì)，可达漳、厦。
明人(míngrén)庄一俊曾作《咏吟啸桥》诗云：“欧子考盘(kǎopán)处，潘湖是故村。偶寻山水迹，乘兴到桥门。逝者空怀古，鸥(ōu)来欲断魂。平田野望阔，吾此驻黄昏。”
如今，在吟啸(yínxiào)桥北立(lì)有一方《重修吟啸桥记》碑(bēi)。该碑由清代文林郎庄文进撰文，于清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）立。碑文记述乾隆三十二至三十八年（1767—1773）重修吟啸桥的(de)经历，并录有捐资人(rén)名(míng)百余。通过该碑可知，当时重修是由晋江司训李保首倡，他“料工召匠，指画成规，并捐金为倡”。倡修者还包括生员李瑚琏(lǐhúliǎn)，同时有赴台湾(táiwān)垦荒致富的中宪大夫、乡绅吴洛捐资助(zīzhù)修，该碑也成为晋江与台湾渊源研究的实证。此外，碑文首段即对“吟啸”之名来历加以阐述：“昔欧阳行周（欧阳詹）先生居(jū)潘湖，常乘小舟往来吟啸于烟浦之下，后人因以名其村与桥。桥以‘吟啸’名，志前贤旧迹也。”
传奇名将(míngjiàng)兑现儿时心愿
濠溪桥，又(yòu)名龙津桥、河市桥，位于洛江区(luòjiāngqū)河市镇河市村、霞溪村之间，由僧人宗爽始建(shǐjiàn)于北宋大观(dàguān)年(nián)间(niánjiān)（1107—1110），原系木梁桥(liángqiáo)，后遭火毁；南宋绍兴年间（1131—1162）重建，名“濠溪桥”；嘉定六年（1213）杨炳又重建，改名龙津桥；明隆庆三年（1569），抗倭名将、都督俞大猷捐俸(fèng)重修濠溪桥，将其建为石梁桥。古桥原为6墩7孔，其中有5个船形墩，每孔架上石板梁5根，每根石板梁重约4.8吨。1959年，濠溪桥进行(jìnxíng)加固改造，使桥面整体抬高约1.68米。后来又进行第二次拓宽改造，在上游桥墩的轴线上架起7根辅助柱。
俞大猷出生于河市，重修濠溪(xī)桥是他(tā)情系桑梓的一种(yīzhǒng)表现。濠溪桥(xīqiáo)头的观音庙旁迄今仍存有明、清重修碑三通。其中一方是俞大猷亲撰的《重建濠溪桥碑》，该碑碑文记载了(le)他重修濠溪桥的因缘故事：大猷9岁(suì)时，有一天随父亲俞广赞到叔祖父家探亲。路过濠溪桥头，看到始建于宋的濠溪桥只剩下孤零零的桥墩，溪上无梁木可行，行人只好蹚水涉险过河。一问，方知是几天前樵夫不(bù)小心将桥板烧毁了。大猷见此情形便立誓说等自己(zìjǐ)长大后，必要重建此桥，以利行走。人小志向(zhìxiàng)大，俞大猷这番话获得父亲的鼓励(gǔlì)，而他也悄然谨记于心。隆庆年间，因抗倭扬名的俞大猷官封右都督，捐俸建造(jiànzào)了濠溪石桥(shíqiáo)，既是安慰父亲在天之灵，也是了却儿时心愿，为家乡人民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。该碑书体端庄凝重，结构严谨，是研究俞大猷及闽南桥梁历史的重要物证。
俞大猷为帅时，在福建与广东等(děng)地与戚继光联手抗倭，曾大败倭寇于兴化城(chéng)，又与倭寇战于广东的(de)饶平(ráopíng)、惠州、潮州一带，使倭寇一听“俞家军”至，闻风丧胆。时人将他与戚继光并称为“俞龙戚虎”，是流芳百世的抗倭英雄。他与濠溪桥的故事，为名将传奇再添注脚。
泉州自古(zìgǔ)桥梁(qiáoliáng)众多，在此背景下，记述造桥、修桥历史信息的桥碑应运而生。桥碑起初只为简单记录修桥者、捐资(juānzī)者姓名以及修桥时间等，之后渐渐承载了更为(gèngwéi)厚重的信息，甚至成为在地文化的一种精神载体。每一块古桥碑，都是时光(shíguāng)长河里凝固的驿站，是人生旅途中矗立的无声丰碑。
□泉州(quánzhōu)晚报社融媒体记者 吴拏云 文/图（除署名外）
泉州(quánzhōu)府文庙广场前的(de)八封沟上有洙泗桥，桥畔立有“洙泗桥”桥碑(qiáobēi)。此碑高227厘米，宽92厘米，厚18厘米。桥碑正中央“洙泗桥”三字榜书竖排，雍容方正，尽显庙堂之气。碑的左下方小字竖书(shùshū)“嘉靖(jiājìng)乙卯冬立石”。嘉靖乙卯为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），如此一算，这块桥碑已有470年的历史。
泉州(quánzhōu)府文庙洙泗桥桥碑
“洙(zhū)(zhū)泗(sì)(sì)”二字具有深厚的(de)文化(wénhuà)渊源。孔子(kǒngzi)晚年在山东的洙河、泗河之间设立洙泗讲堂，传道授业。孔子去世后，洙泗讲堂成了纪念和祭祀孔子的重要场所。唐时(tángshí)，唐太宗李世民加封孔子为“先圣”，唐高宗又加封孔子为“文宣王”，所以洙泗讲堂又称先圣讲堂。到了宋代，孔子被(bèi)加封为“先圣文宜王”，成了“至圣”“万世师表”。元代，洙泗讲堂改称洙泗书院。明嘉靖三年（1524），山东巡按御史李献重修洙泗书院，正殿三间用以祭祀孔子及儒家“四配十二哲”，东庑、西庑用以祭祀孔子众弟子，自此奠定洙泗书院格局。因圣人圣迹，“洙泗”成儒学文脉的重要象征之一。所以，一般祭祀孔子的地方常会出现与“洙泗”有关(yǒuguān)的风物。
宋人李弥逊有诗曰：“洙泗(sì)流风远，仪型世有人。”孔子思想与(yǔ)儒家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(zhōnghuáwénhuà)的主体和(hé)根基，是人类文明宝库中东方(dōngfāng)智慧的瑰宝。纵然许多事物“逝者如斯夫”，但有的却能历久弥新，与时间同趋(tóngqū)永恒。古时，这座洙泗桥是泉州士子进入府文庙的必经之路，见证一代代鸿儒硕学的奋斗足迹。而今(érjīn)，府文庙依旧以其独特的氛围吸引着无数学子前来感受文化熏陶，洙泗桥青石板上回响的正是新时代的杏坛弦歌。
离洙泗桥不远的(de)后城街八卦沟边祖师巷内(xiàngnèi)，还站着一方清康熙(qīngkāngxī)五十二年（1713）所立的《泉州(quánzhōu)文庙洙泗桥示禁碑》。此碑原立于洙泗桥旁，后移至今处。碑文晓谕府文庙附近邑民不可侵占府文庙的桥沟等地，否则一概究治。从此一碑，亦可(yìkě)见数百年来为守护泉州文化心脉的努力。
王十朋与蔡襄“隔空对话(duìhuà)”
泉州民间有谚语：“站如东西塔，卧如洛阳桥(luòyángqiáo)。”从这句谚语亦不难看出，泉州人对于洛阳桥的喜爱。这座跨海石桥的建造始于宋皇祐(yòu)五年（1053），当时由(yóu)泉州开元寺僧人(sēngrén)宗已和郡人王实、卢锡合力筹建，但最初因资金、技术(jìshù)、人力等现实问题，造桥工程并不顺利。嘉祐三年（1058），名宦蔡襄二度出知泉州，洛阳桥的建设迎来了“历史最强援”。在(zài)蔡襄的亲自督办下，经(jīng)艰苦努力，洛阳桥终于在嘉祐四年（1059）十二月建成(jiànchéng)，历时6年8个月。落成后的洛阳桥（万安桥），成了当时泉州北上福州乃至内陆腹地的交通枢纽(jiāotōngshūniǔ)，在泉州水陆复合运输网络的发展中具有开拓性的里程碑意义。自宋而下，立于洛阳桥桥中亭及附近的石碑刻众多，它们汇聚成该桥的“碑林博物馆”，共同承载漫长岁月里的记忆，讲述着古桥(gǔqiáo)曾经的岁月，也(yě)是如今游览洛阳桥的一大(yīdà)亮点。
洛阳桥(qiáo)桥中亭碑刻不少
《万安桥(qiáo)记》碑是第一方讲述该桥(gāiqiáo)故事的桥碑，碑文由蔡襄亲书：“（万安桥）渡实支海，去舟而徒，易危而安，民莫不利。职其事者，卢锡、王实、许忠，浮图义波、宗善等，十有五人。既成，太守莆阳蔡襄为之合乐宴饮而落(érluò)之。”碑记落笔镌史，也令造桥的主事人名垂青史。《万安桥记(qiáojì)》现存碑刻分上、下二碑，上碑为北宋原(yuán)刻，原露天立于(lìyú)洛阳桥岸左，宣和间（1119—1125）由蔡襄曾孙(zēngsūn)蔡桓拓本重刻立于洛阳桥南(nán)蔡襄祠内。此碑不仅书法(shūfǎ)雄浑朴茂、端庄沉稳，而且文字精练，镌刻精致，被今人誉为文、书、镌“三绝”；下碑为1963年摹拟原作重刻。《万安桥记》碑具有极高价值(jiàzhí)，堪称“闽地桥梁第一碑”。
蔡襄的《万安桥记(qiáojì)》碑书法雄浑朴茂
南宋状元名臣(míngchén)王十朋是蔡襄的“小迷弟”。南宋乾道四年（1168），57岁的王十朋出知泉州，虽然已近耳顺之年，但王十朋对于蔡襄的炽爱未曾消减半分，一到泉州他便(biàn)四处寻访与蔡襄有关的遗迹，洛阳桥自然也是非去不可的。在(zài)参观完洛阳桥与《万安桥记》碑，并至桥南蔡襄祠内祭拜蔡襄后，王十朋感慨之余，写下《洛阳桥》诗：“北望中原万里遥，南来喜见洛阳桥。人行跨海金鳌背(bèi)，亭压横空玉虹腰。功不自成(zìchéng)因砥柱，患宜预备(yùbèi)有风潮(fēngcháo)。蔡公力量真刚者，遗爱胜于郑国侨。”之后，又赋(fù)《蔡端明祠堂》诗曰：“公昔自禁从，再来临此邦。河梁一何壮，笔力独能扛。政绩留南纪，祠堂枕(zhěn)大江。山川与人物，今古两无双。”这无疑是他与蔡襄的“隔空对话”。后来，王十朋也向蔡襄学习，在泉州履职期间，关心民(mín)瘼，清节(qīngjié)似水，播德(bōdé)宣猷，深受泉州吏民爱戴。蔡襄、王十朋，两代名宦(mínghuàn)的故事，成为洛阳桥挥之不去的记忆。
纵览历史(lìshǐ)，自洛阳桥建成的(de)900多年来，历朝历代组织(zǔzhī)过17次修复工程。与洛阳桥重修相关的桥碑，如《泉州府修万安桥记(qiáojì)》《重修洛阳桥碑记》《重修万安桥记》《重修万安桥北记》《清嘉谟重修万安桥碑记》《清沈汝瀚重修万安桥记》等(děng)，也为后世记录了洛阳桥的“独特履历”。
独特的《剔奸保民》碑(bēi)
安平桥，俗称“五里桥”，又名(yòumíng)“西桥”“安海(ānhǎi)西桥”，横贯于闽南沿海的(de)晋江安海和南安水头，是中世纪世界最长的跨海梁式石桥。该桥始建于南宋绍兴八年（1138），绍兴二十二年（1152）全线贯通，投入使用。长久以来，安平桥这一伟大(wěidà)的桥梁工程为民众所称赞，以“卧龙”“巨虹(jùhóng)”等壮丽称号闪耀于碑刻、志书、文献、诗赋之中(zhīzhōng)。
安平桥公园风景如画（陈起拓(chénqǐtuò) 摄）
《重修安平桥记》碑(bēi)是安平桥留存下的(de)(de)最早的桥碑，勒于明天(míngtiān)顺三年（1459）。现碑嵌于桥的中亭东侧墙体(qiángtǐ)，碑额篆书横排，碑文则(zé)为楷书竖排。碑文启首一句便(biàn)写道：“安平桥者(zhě)，乃宋绍兴间有室赵令(zhàolìng)衿摄郡作成之……”赵令衿系(xì)宋朝宗室，宋太祖赵匡胤次子燕王赵德昭的玄孙，绍兴二十一年（1151）出任泉州太守。《泉州府志·名宦》记载他(tā)“博学能文，在郡留意教养，在任十几年，大有政绩”。赵令衿在泉时最大功绩就是促成安平桥的建成(jiànchéng)。宋绍兴八年（1138），僧祖派始建安平桥，安海海商黄护、僧智渊(sēngzhìyuān)带头捐钱(juānqián)倡建。由于工程浩大，造桥(zàoqiáo)进展缓慢。绍兴二十一年赵令衿出守泉州后，续建安平桥，越年建成。因桥全长约五华里，故别名“五里桥(wǔlǐqiáo)”。安平桥不仅(bùjǐn)长，形式也不单调。它的桥墩采用花岗岩条石横直交错叠砌而成，有长方形、单边船形和双边船形三种形式。安平桥的建成，不但便利民间往来，对于繁荣当时的泉州社会经济，发展海外(hǎiwài)贸易，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《南安县志》载有赵令衿撰写的咏安平桥诗：“为问平安道，驱车夜已分。人家无犬吠，门巷有炉熏。月照新耕地，山收不断云。梅花迎我笑，为报小东君。”赋诗之余(yú)，赵令衿还亲撰《石井镇安平桥记》碑文，记述建桥经过并描绘桥梁之雄伟外观，同时表明他对建桥事业的重视。惜原碑早废，碑文尚见载于《安海志》中。
安平桥(ānpíngqiáo)上迄今保存着众多的(de)碑记、石刻，详细记载着建桥历史和历代修葺等方面的史实。根据碑记石刻载述(zàishù)，由明至清，安平桥共有15次重修，其中比较重要的修缮有7次。在安平桥中亭周围的十几方古代(gǔdài)重修碑记中，最早的是(shì)明天顺三年，最晚的是清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。其中一方《剔奸保民》碑是古代廉政文化的重要记录。清乾隆二十七年(èrshíqīnián)（1762），盐馆干办洪达(hóngdá)借派销食盐之机，向安海民众额外(éwài)勒索盐税，导致民怨沸腾。当地百姓柯思淑等人联合向官府申诉，最终由道台谭尚忠受理(shòulǐ)此案，查实洪达的违法行为后(hòu)予以严惩，并免除冗税。案件审结后，于乾隆二十八年立《剔奸保民》碑于中亭，以警示官吏、守护民生。
清代官员徐汝澜(xúrǔlán)在出知晋江时，曾修缮晋江旧(jiù)铺桥(qiáo)、惠济桥两座古桥(gǔqiáo)，后来他又两度参与重修安平桥(ānpíngqiáo)。在这(zhè)期间，他也(yě)由晋江知县一职，擢升为台湾知府(zhīfǔ)，再迁任泉州(quánzhōu)知府。安平桥上有三方碑刻与徐汝澜有关：一方《重修安平桥记(jì)》碑今在安平桥中亭，碑文(bēiwén)由时任台湾知府的徐汝澜亲撰。碑文细述了徐汝澜捐俸议修安平桥，绅士(shēnshì)耆老踊跃参与，于清嘉庆十二年(shíèrnián)六月至隔年九月修缮了安平桥的过程。与该碑并立的还有一块《万古流芳(wàngǔliúfāng)》碑，记载此次重修安平桥士民捐资之芳名录。这两方碑刻均立于清嘉庆十三年（1808）。在中亭另有一方《重修安平桥记》碑，是清嘉庆二十一年（1816）立，同样是徐汝澜撰文，此时的他已出任泉州知府。碑额浮雕双龙护牌，牌中竖刻篆书“皇清”二字。碑文记述清嘉庆二十年徐汝澜知郡事再至泉州，得知安平桥桥圮后捐俸倡议重修。修桥工程于嘉庆二十一年夏仲告竣。徐汝澜修桥不仅为地方建设作出贡献，也为他赢得了士民的赞誉，攒下良好的官声。后来民众还为徐汝澜建长生祠于晋江龙山寺东。
1938年，弘一大师由漳州(zhāngzhōu)经同安梵天寺前往安海时，路过安平桥(ānpíngqiáo)。感怀于古桥的雄健，大师立于桥上，静听潮音低徊，心驰而(ér)神往。后来弘一大师驻锡于安平桥上的水心亭澄渟院，达一个月之(zhī)久。在此期间，弘一大师书写条幅数百广结善缘，并撰下“如来(rúlái)境界无有边际，普贤身相犹如虚空(xūkōng)”“戒是无上菩提本，佛为一切智慧灯”等楹联，传为佳话。
石笋桥，今称(jīnchēng)笋江桥，位于鲤城区新门外“石笋”古迹(gǔjì)附近的笋江上，曾名履坦桥、济民桥、通济桥、浮桥等，始建于宋。旧时其南岸有妈祖宫、观音寺、浮桥古街，北端连接黄甲街、接官(jiēguān)亭、山川坛(tán)，曾是泉州古城通往西南方向的乡村和同安、厦门(xiàmén)、南安、安溪等地的交通要道。
王恕思所撰(suǒzhuàn)《重修石笋桥记》碑
笋江旧以舟(yǐzhōu)渡，北宋皇祐(yòu)元年（1049），泉州知州陆广始造舟为(wèi)梁，建“浮桥”以渡行人。嘉祐六年至八年(bānián)（1061—1063），泉州知州卢革及僧本观重修，又于两岸作亭以翼卫，改名“济民桥”。元丰七年（1084），转运通判谢仲(xièzhòng)规复修，更名“通济桥”。
南宋绍兴三十年（1160），提刑官陈革与其(yǔqí)弟陈知柔共同谋划，签书枢密院事(shì)梁克家、僧人文会从旁臂助，将浮桥改建为石桥(shíqiáo)。工程至乾道五年（1169）完工，耗时近10年。改造后，桥梁成为(chéngwéi)石质平板桥，桥面由(yóu)94块1米多厚、14米长的(de)巨大条石铺成。为解决两桥墩间的跨度过长问题，桥梁还采用“伸臂式”的砌筑方法。这种伸臂结构设计最早见于中原地区，宋时应用于泉州(quánzhōu)桥梁上，无疑体现出泉州对中原地区先进桥梁建造工艺的继承。尽管此时桥已成为石桥，但民间一直保留“浮桥”称呼至今。乾道六年（1170），泉州太守王十朋(wángshípéng)出城迎接贵宾时途经石笋桥，得以“过而观(guòérguān)之”。王十朋作诗纪曰(yuē)：“刺桐为城石为笋，万壑(wànhè)西来流不尽。黄龙窟宅(kūzhái)占江头，呼吸风涛势(fēngtāoshì)湍紧。怒潮拍岸鸣霹雳，淫潦滔天没畦(méiqí)畛。行人欲渡无翼飞，鱼腹蛟涎吁可悯……世无刚者桥岂成？名与万安同不泯。”对陈革等人的造桥功绩(gōngjì)，赞不绝口。诗文亦如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泉州人特有的精神气质。“世无刚者桥岂成”绝非浮夸之辞，而是泉州人在面对浩瀚江海时用意志熔炼出的兴桥宣言，字里行间浸透(jìntòu)的是闽南人“爱拼敢赢”的勇毅与开拓精神。
据《重修通济桥记》载，南宋庆元(qìngyuán)年间（1195—1200），僧了性(xìng)在石笋桥北复修三小石桥，于是“桥之北相贯(xiāngguàn)联络，以达于临漳之门”。这三小桥后被称为棠阴桥、甘棠桥、龟山桥。三座小石桥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仅留残迹，现已(yǐ)修复(xiūfù)。《重修通济桥记》桥碑旧已佚，碑文见《晋江县志》。
古时，“笋江夜色”为泉州八景之一(zhīyī)。相传，每逢月上中庭，由石笋桥上向下观望(guānwàng)，桥孔间即会倒映出一轮明月，其景如画，令人痴醉。
不过，石笋(shísǔn)桥(qiáo)也(yě)是命运多舛的。明嘉靖三十七年（1558）五月，倭寇袭击泉州时，曾在石笋桥上驻扎29天，后又经此攻打南安，封楼和官民廨舍化为焦土。嘉靖四十年，官兵断桥拒倭，“久之复修筑(xiūzhù)”。清康熙十六年至十七年（1677—1678），郑经部(zhèngjīngbù)队在攻击清军时，曾两次炸断石笋桥，“以(yǐ)拒追兵”。1938—1939年，日军侵华时，日机曾炸断石笋桥。兵燹不断，加上自然灾害等，使得(shǐde)桥梁多次倾(qīng)崎、塌陷(tāxiàn)甚至崩断。也正因此，明清时期石笋桥曾历多次重修。最为人所熟知的一次当是清康熙二十六年（1687）四月，施琅将军(jiāngjūn)捐俸大修石笋桥，第二年八月竣工。乡绅为此事立下《施琅主持(zhǔchí)募捐修造(xiūzào)浮桥碑》，碑文称：“康熙癸亥，少保将军靖海侯施公，平定台湾旋师，捐俸修造安平西桥、郡城南桥，以次告竣。西隅士庶复以浮桥倾圮为请(qǐng)，遂蒙将军捐俸千两(qiānliǎng)并集绅士共成盛举。工兴于丁卯年四月，成于戌辰年八月，用志功德永垂不朽……”该碑立于康熙二十七年，现存于江岸边。
清雍正四年(sìnián)（1726）、嘉庆十四年（1809）、光绪三十一年(sānshíyīnián)（1905），石笋桥又历重修(chóngxiū)。现笋江桥南岸还保存着清嘉庆十四年的《重修石笋桥记》桥碑。
1956年，泉州(quánzhōu)遭遇大水灾，为改建石(shí)笋桥(qiáo)桥梁，桥上石刻、石建筑、塔幢等被拆除。1998年，在古(gǔ)石笋桥上游建起了笋江大桥，顺利承接起石笋桥沟通南北两岸的(de)“要道”功能。时至今日，古石笋桥仅存一两截残段，立于笋江粼粼的清波之上，兀自述说着这里的辉煌往事。
泉人(quánrén)与蕃商友谊见证物
“江树离离若可齐，江门之水下浯溪(xī)。诸峰(zhūfēng)返照潮声远，万户沧洲烟火低。来听渔歌鸥泛泛，去随秋色草萋萋。道人那得伤心恨，一任西山送日西。”这首诗出自明代(míngdài)晋江诗人庄一俊之手(zhuāngyījùnzhīshǒu)。诗中描绘的景色极富画面感(huàmiàngǎn)，又带有忧思绵远的感伤，让人读来不免有些神驰天外。但可能很少人能猜到，这首诗描写的是泉州古桥顺济桥的秋景。
顺济桥遗址位于泉州古城南门(nánmén)德济(déjì)门外，横跨晋江两岸，以近顺济宫（天后宫）而得名，又称浯渡桥、新桥等。该桥于南宋嘉定四年（1211）由泰宁状元、泉州郡守邹应龙主持(zhǔchí)建造，沿用至20世纪。
顺济桥(shùnjìqiáo)曾是出入泉州古城商业区的主要通道（泉州晚报资料图）
德济门外的(de)晋江属浯江段。这浯江并不简单，它“横贯二里许……其(qí)地下通两粤，上达江浙，实海国之冲衢，江城之险要也”。这里汇聚了(le)桃源、武荣诸山流，一到下雨天(xiàyǔtiān)，江水便会暴涨，“巨浪拍天”。古时(gǔshí)要在这样的江面上建一座(yīzuò)石桥，谈何容易！但邹应龙及时汲取了宋代洛阳桥建造的成功经验，在“维桥之前，累石为堡，以临重渊”，于河床内抛填块石和条石固定基础。造桥(zàoqiáo)需要大量资金，邹应龙在建造顺济桥(shùnjìqiáo)时，向蕃商(shāng)发出号召，希望能得到(dédào)他们的帮助。而蕃商也没有让邹知州失望，慷慨解囊，踊跃捐资，解决了顺济桥资金的燃眉之急。资金一到位，邹应龙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造好了顺济桥。顺济桥是以太守邹应龙主持、驻泉蕃商集资、泉州工匠打造的方式建设而成的，其本身就是泉州人与外国商人友好往来的见证。据资料显示，古时顺济桥在桥北还特设(tèshè)段木梁吊桥，有警即吊起(diàoqǐ)，以御敌寇。并筑有桥头堡，置戟门，昼开夜闭。南端桥堡上勒有(shànglēiyǒu)“雄镇(xióngzhèn)天南”四个大字。
顺济桥(shùnjìqiáo)建成后历代多有(duōyǒu)修缮，泉州名人顾珀、何乔远、黄昌遇、怀荫布、萧汉杰等，皆曾为之作《记》。嘉靖十四年（1535），在泉州知府王士俊修缮顺济桥后，顾珀为之撰《顺济桥碑记》称(chēng)：“镇南门外有浯江(yǒuwújiāng)。江，百溪汇也。江之横二里(èrlǐ)许，亘江之横虹跨于其上而石之，是为顺济桥。宋嘉定四年（1211），实始之……”清楚记述了顺济桥的始建时间(shíjiān)。
明万历(míngwànlì)四十年（1612）夏，晋江县令陈宜苏捐俸倡修顺济桥，安溪名士詹仰宪主修，越年春竣工。何乔远作《重修浯渡桥记》记述此事。碑文称颂陈宜苏在修桥中(zhōng)“为之(zhī)详计”之功，另赞詹仰宪“居则布德惠人，动则舍力为公(gōng)”。
清乾隆(qiánlóng)十五年（1750），顺济桥因水涨(yīnshuǐzhǎng)而桥断两道，第二年由泉州知府黄昌遇主持修缮。乾隆十七年(shíqīnián)（1752），溪流(xīliú)湍激，该桥复圮，双孔通桥栅亭尽坍，黄昌遇于乾隆十八年（1753）七月复修，第二年十二月竣工。此后，黄昌遇亲撰《重修顺济桥记(jì)》并勒于碑。
清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），顺济桥复圮，泉州知府怀荫布与晋江知县干从濂，委托贡监生李保、柯廷锡大修；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）八月告竣。怀荫布自撰《记》并勒石，碑文称：“夫(fū)出险履夷，爱民之(zhī)心也；兴废举坠，长民之责也。当日邹公俶(chù)造即有望于后人之缮修。今也费以累千，迟以岁月(suìyuè)，上下(shàngxià)交励，绩用底成。继自今官斯土者先事图维(túwéi)，因时葺治。俾往来如织之赤子，永免病涉之虞焉，是尤予(yóuyǔ)所望于后人者也。”将修缮桥梁的意义，说得明明白白。
遗憾的是，以上四方重修碑(bēi)皆已佚失(yìshī)，碑文散见于清乾隆《泉州府志》、清道光《晋江县志》等志书内。而今，顺济古桥也(yě)仅剩部分桥面和桥墩，在它的身畔早已屹立起顺济新桥。或许，人生如桥，碑如人生，有得必然也会有失。只是(zhǐshì)岁月沧海横流，总能留下某些痕迹。
刺桐(cìtóng)港黄金岁月的标志
历代以来，铺路修桥被普遍视为(shìwèi)行善积德、功德无量的公益“众筹(zhòngchóu)”事业。南宋僧人道询(dàoxún)一生造桥200余座，其中数座(shùzuò)还是古之名桥。景炎元年(1276)，他还被赐号“灵应大师”，其人生履历堪称传奇。
“宝塔亭路”碑与“普济桥(pǔjìqiáo)渡”碑是道询建造普济桥渡的见证物
普济桥渡，又称浔尾桥、无尾桥，位于泉州后渚港北侧（今丰泽区城东街道(jiēdào)浔美社区一带）入海处的(de)海上。普济桥渡的建造，是道询急民众之所急、解民众之所困精神的又一次体现。南宋王象之在《舆地纪胜》称泉州“水路据七闽之会，梯航通九泽之重”。南宋绍兴(shàoxīng)年间（1131—1162），刺桐港“通互市于海外者，其国以十数”。海外贸易的激增，是泉州刺桐港迎来“黄金岁月”的标志，这也推动了与(yǔ)港口配套的设施的建设。据文献载，南宋宝(bǎo)庆元年（1225）前后(qiánhòu)，后渚港番船云集，桥渡吞吐量有限，装卸(zhuāngxiè)货码头严重不足，造成海上贸易的诸多不便。宝庆二年（1226）春，道询主持(zhǔchí)募捐建造普济桥渡，绍定(shàodìng)三年（1230）夏(xià)竣工并投入使用(tóurùshǐyòng)，缓解了后渚港码头海上贸易装卸货的紧张状态。
所谓“桥渡”，即伸入海中的(de)码头(mǎtóu)。相传普济桥渡长约七八百米，石桥东侧(dōngcè)古有一座航标塔。此桥专供海船装卸、交易货物使用。在现今浔美社区的青莲寺中，仍存两块石碑。一块正面(zhèngmiàn)碑额镌“普济桥渡”；另一块碑额镌刻“宝塔亭路”。碑刻内容记录僧人道询主持建造普济桥渡和(hé)宝塔亭路时(shí)的捐款人及捐款额。“宝塔亭路”碑的碑文(bēiwén)记载称：“宝庆丙戌（1226）季春始约，绍定庚寅（1230）孟夏圆成。主缘道询谨题。”这是道询建造普济桥渡的见证物。
在修建普济桥渡之后，道询又相继(xiāngjì)建成了弥寿桥、清风桥、登瀛桥等(děng)桥。累累功绩，言之难尽。
“开闽文宗”吟啸之地(dì)
吟啸桥，俗称“隐龟桥”，位于晋江市梅岭街道双沟社区(shèqū)内，其址在潘湖南畔。该桥始建于唐，最初为木桥，据明万历《泉州府志》载，建造者为日映禅师（清乾隆《泉州府志》记为日辉禅师）。后来刺史王延彬、余廷英相继(xiāngjì)修葺。宋咸平(sòngxiánpíng)年间（998—1003），“邑(yì)人王养(wángyǎng)及僧行珍始为石桥”。
吟啸桥保存(bǎocún)较好，仍可通行。
“吟啸”之名据说与“开闽文宗”欧阳(ōuyáng)詹有关。《福建通志·卷8》载曰：“桥以欧阳詹尝游憩啸咏于此，故(gù)名。”相传欧阳詹少时读书龙头岭（位于吟啸桥西北的紫帽(zǐmào)山侧），往来潘湖村，必经(bìjīng)此桥，常在桥上吟啸。
宋时，吟啸桥是南北陆上(lùshàng)交通要道。往北经御赐桥、新桥入泉州城，再出(zàichū)城北洛阳桥，便可通达福州；往南经古陵，过康店驿(yì)，可达漳、厦。
明人(míngrén)庄一俊曾作《咏吟啸桥》诗云：“欧子考盘(kǎopán)处，潘湖是故村。偶寻山水迹，乘兴到桥门。逝者空怀古，鸥(ōu)来欲断魂。平田野望阔，吾此驻黄昏。”
如今，在吟啸(yínxiào)桥北立(lì)有一方《重修吟啸桥记》碑(bēi)。该碑由清代文林郎庄文进撰文，于清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）立。碑文记述乾隆三十二至三十八年（1767—1773）重修吟啸桥的(de)经历，并录有捐资人(rén)名(míng)百余。通过该碑可知，当时重修是由晋江司训李保首倡，他“料工召匠，指画成规，并捐金为倡”。倡修者还包括生员李瑚琏(lǐhúliǎn)，同时有赴台湾(táiwān)垦荒致富的中宪大夫、乡绅吴洛捐资助(zīzhù)修，该碑也成为晋江与台湾渊源研究的实证。此外，碑文首段即对“吟啸”之名来历加以阐述：“昔欧阳行周（欧阳詹）先生居(jū)潘湖，常乘小舟往来吟啸于烟浦之下，后人因以名其村与桥。桥以‘吟啸’名，志前贤旧迹也。”
传奇名将(míngjiàng)兑现儿时心愿
濠溪桥，又(yòu)名龙津桥、河市桥，位于洛江区(luòjiāngqū)河市镇河市村、霞溪村之间，由僧人宗爽始建(shǐjiàn)于北宋大观(dàguān)年(nián)间(niánjiān)（1107—1110），原系木梁桥(liángqiáo)，后遭火毁；南宋绍兴年间（1131—1162）重建，名“濠溪桥”；嘉定六年（1213）杨炳又重建，改名龙津桥；明隆庆三年（1569），抗倭名将、都督俞大猷捐俸(fèng)重修濠溪桥，将其建为石梁桥。古桥原为6墩7孔，其中有5个船形墩，每孔架上石板梁5根，每根石板梁重约4.8吨。1959年，濠溪桥进行(jìnxíng)加固改造，使桥面整体抬高约1.68米。后来又进行第二次拓宽改造，在上游桥墩的轴线上架起7根辅助柱。
俞大猷出生于河市，重修濠溪(xī)桥是他(tā)情系桑梓的一种(yīzhǒng)表现。濠溪桥(xīqiáo)头的观音庙旁迄今仍存有明、清重修碑三通。其中一方是俞大猷亲撰的《重建濠溪桥碑》，该碑碑文记载了(le)他重修濠溪桥的因缘故事：大猷9岁(suì)时，有一天随父亲俞广赞到叔祖父家探亲。路过濠溪桥头，看到始建于宋的濠溪桥只剩下孤零零的桥墩，溪上无梁木可行，行人只好蹚水涉险过河。一问，方知是几天前樵夫不(bù)小心将桥板烧毁了。大猷见此情形便立誓说等自己(zìjǐ)长大后，必要重建此桥，以利行走。人小志向(zhìxiàng)大，俞大猷这番话获得父亲的鼓励(gǔlì)，而他也悄然谨记于心。隆庆年间，因抗倭扬名的俞大猷官封右都督，捐俸建造(jiànzào)了濠溪石桥(shíqiáo)，既是安慰父亲在天之灵，也是了却儿时心愿，为家乡人民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。该碑书体端庄凝重，结构严谨，是研究俞大猷及闽南桥梁历史的重要物证。
俞大猷为帅时，在福建与广东等(děng)地与戚继光联手抗倭，曾大败倭寇于兴化城(chéng)，又与倭寇战于广东的(de)饶平(ráopíng)、惠州、潮州一带，使倭寇一听“俞家军”至，闻风丧胆。时人将他与戚继光并称为“俞龙戚虎”，是流芳百世的抗倭英雄。他与濠溪桥的故事，为名将传奇再添注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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